文 / 方潔
小小的，在地圖上找不著的克達蒙小城，居民在此安居樂業。克達蒙城的法律只有三條：「不可打擾他人；對所有人和氣友善。除此之外，人們可以作任何自己想要作的事情。」城裡唯一的警察，熱心又善良的巴斯蒂安警長，他的工作並非偵查犯罪，而是調查每個居民是否過得幸福快樂。
然而，住在城外的三個強盜，卡士柏、賈士柏和尤納頓，打擾了平靜的生活。他們需要什麼就到城裡拿，食物、電車，甚至可以幫忙料理家務的蘇菲姑媽。他們養了隻獅子寵物，使壞起來就更加有恃無恐。但他們並不快樂，居民舉辦的聚會他們沒辦法前去同樂，會偷電車是因為沒辦法和其他居民共同搭車。
三人終究被警長逮了起來，關進了警長家中長年沒有使用的監獄。在巴斯蒂安警長和警長太太的照顧下，三個強盜吃得飽穿得暖，開始學著整理儀容，也逐漸待人有禮。巴斯蒂安警長聽說獅子沒人照顧，還准許卡士伯每天回家餵食寵物，為了不辜負警長，卡士伯每天依約準時回牢房。無形中他們學會了克達蒙城的規定，尊重他人，漸漸融入城裡生活中。
在一場火災後，他們各自發揮了專長，將火勢成功撲滅，成為城裡的大恩人，不但被釋放，三個人也找到符合自己長處的工作，成為城裡的一分子，和大家融洽的生活在一起。
挪威著名的兒童文學家托比庸．埃格納(Thorbjørn Egner)所撰寫、繪製的「克達蒙城的三個強盜」是挪威多數人孩堤時期的回憶。僅管克達蒙只是想像中的小城市，但巴斯蒂安警長的原則和行為，與挪威的監所處遇規則也處處呼應。
這不僅是童話，更是挪威人持續實踐的價值觀。
平等以待的哲學
在挪威矯正署的官方網站上，獄政管理的原則被清楚條列：
- 自由的限制是挪威刑法對受刑人唯一的懲罰。除了暫時失去自由，所有受刑人仍保有一切公民權利。
- 除非出於保護社會的必要，對自由的限制本身亦不得出現不必要干預。
- 受刑人在監所內的生活，必須盡可能維持著和社會大眾一般生活相同的狀態。因此，對受刑人任何的權利限制，都需具充分的理由，監獄官並無裁量空間。
這些原則緊扣著刑罰的目的：教化受刑人，以達到社會復歸。對於沒有死刑，也沒有終身監禁不得假釋，絕大多數的受刑人終究會重返社會的挪威更是如此。既然是為回歸社會做準備，監獄生活就是學習成為一個為自己負責，並能夠和他人良性互動的獨立個體。
因為一切比照監獄外正常生活處理，從監獄硬體設備開始，挪威講求去體制化、消除規訓色彩，所以監獄沒有鐵窗也沒有圍欄，而像棟舒適的宿舍。
而入獄服刑若要達到成功社會復歸的目的，監獄官的角色和工作更是關鍵。挪威的監獄官們都相信，只要被正向對待，正面教育，任何人都可以成為守法的一般公民。他們平時不配槍，避免造成監獄官和受刑人不必要的距離。關押重刑犯的開放式監獄：巴斯托伊(Bastøy Fengsel)在周日會讓監獄官和受刑人共同進餐。哈爾頓監獄(Halden Fengsel)中的監獄官與受刑人時常一同在戶外打球。每名監獄官對於協助受刑人的日常學習有著極大熱忱。挪威是全球監禁比率極低的國家 (2013年6月，挪威監禁人口比率 71/10萬，台灣280/10萬，最高為美國，716/10萬)，多數最終會落到以監禁，而非其他替代刑罰的受刑人，更需要專業而積極的協助，才能培養技能並建立自信心，順利回歸社會。
對挪威的監獄而言，受刑人是既是求教如何重回社會的學生，也是向獄方要求未來仍成功社會復歸的客戶，因此獄方會定期發放問卷，詢問監獄官的工作情形有無需要改進之處。此外，每一位受刑人都被指派由一名監獄官負責，由其協助受刑人找到適合的工作，和出獄之後的住處，能夠正過著正常生活，而不至於走回原路。
在挪威的監獄，矯正並不是反覆的道德勸說，而是將受刑人與一般人等同視之，並在旁隨時給予協助。
不只是戒護，監獄官的專業訓練
挪威重視監獄教化功能，而作為教化成果決定性因素的監獄官，其培養自不得馬虎。和許多國家相較，在挪威，成為正式的監獄官並不容易，除了廣泛的學問，還需要豐富的實際經驗。
首先，監獄官必須在挪威獄政學院(The Correctional Service of Norway Staff Academy)修習兩年，包括專業課程，以及實習工作。專業課程方面，監獄官學習科目包含人權(尤其是受刑人的人權)法律、犯罪學、精神科學、心理學。
第一年，在4週專業課程後，監獄官就開始是42週實際監所實習，搭配每週兩天的專業科目課堂授課。
第二年，監獄官會接受44週的專業課程搭配6週實際監所工作。在並通過各項檢定考，才能成為正式的監獄官。分派到不同監獄後，依照監獄性質的不同，每所監獄幾乎都另有安排特別的受訓，才能真正工作。監獄官在職三年，或希望升遷，也都需要經過為期至少一週的在職進修。
台灣如何向挪威學習
在台灣，監獄官的工作看來壓力高，危險多，與受刑人間的關係緊張無比。監獄官的工作內容主要是監看收容人作息、夜巡，以及搜身。
因監獄官的工作戒護為主，所以被認為應依監所需求，以與受刑人同性別監獄官為據來招收。因此，日前新聞指出，法務部加招監所管理員，男性為170人，女性為26人，以符合受刑人男女比率：92%：8%，造成了考選部性別平等諮詢委員會的質疑。
依照2013年的統計，挪威的3661名收容人中，男女比率為 94.9：5.1%。然而，在超過3500名於監獄工作的監獄官中，其中40%為女性，她們的工作地點當然也包括男性監獄。挪威2009年才啟用，關押男性重刑犯的哈爾頓監獄的女性監獄官則達50%，因為女性被認為更不容易與受刑人產生摩擦，有助於提供完善的教化環境。
招收監獄官的性別比例是否因受刑人而如此懸殊，恐怕需要進一步思考。若如報導中提到因為性別差異而產生的騷擾情形，不就更為矯正、教育所需強調之事？而挪威看似反其道而行，其實是以教化考量為重。台灣的監獄，注重安全及管理效率，而非教化可能性，為監所內事務決定重點，矯正面則持續被冷落。
誠然，挪威在矯正系統可以提供受刑人充足完善的資源，是由於其極低犯罪率，且社會均富等先天條件。台灣監獄嚴重超收而導致重大影響處遇以及教化成效的狀況，看似與挪威狀況截然不同，然而監獄超收往往是因刑事政策。煙毒犯等非暴力犯罪，卻因成癮性而最易反覆入監，相較於對社會較有危險性的暴力罪犯，反而占了絕大多數的監所人口。監獄人口暴增，使得多數資源被花費在秩序管理，教化功能下降，管理問題孳生。是台灣監獄急需解決的問題。
面對被逮住的強盜，巴斯蒂安警長並非把牢房一鎖，就視而不見。這從來不是挪威人解決問題的方式。面對犯罪矯治，挪威人有著人道且務實的堅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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